我和安德烈的友谊就是从这次拍摄开始。
安德烈是个战斗民族，他是当年导演请的几百个傻留学生中的一员，论二的那股劲，属于那一伙人中的上品，但还没到极品的境界。
我们的相识，源自于打架。
打架的原因，是因为抢一只兔子。
理由很简单，所以感情也不复杂。
我们是兄弟！
后来这货回到了俄罗斯，2015年电商如火如荼的时候，还跑到中国倒卖过大米，只是赔的一塌糊涂。
谁叫他不认真调研，中国无条件退款是7天，西方是30天，通关要至少一周，那么一趟下来如果客户退货，他就是血赔。
不过也正因为这个，他又想到了另一个赚钱的道道儿。
当时，他用自己聪明的头脑，在对岸做了一个与中国某电商网站一模一样的网站，只不过购物车后面全是他自己的人。
当有客户下单，那伙人就会立刻通知这边中国的兄弟抓紧时间下单，然后到货后再邮给他们，他们再转给客户。
他这种做法，有点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倒爷。
所以也确实赚了一些小钱。
当时这家伙曾找到过我，只是我实在没有时间，也不想发这种折腾的洋财，所以就没理他。
再知道他消息的时候，这小子已经开始跑到中国倒腾玉石，把俄罗斯那边的破石头拿到中国来卖，卖出来的钱到义乌去换东西，再把义乌的东西弄回俄罗斯换成钱。
据说也是赚了一些。
这家伙的脑回路特别清奇，他经常选择陆路接壤的、人烟稀少的、防备相对宽松的边境地区，把车停在边境线这一头，人不过去，然后做一个大弹弓，把东西包成种子，射过去。
这大约也应该算走私吧，我估计他赚的钱都是这么来的。
至于中国的兄弟到俄罗斯，他还是蛮照顾的，在那里帮助承包了一些土地，开垦种上大米，然后他再想办法卖到中国。
至于中国兄弟与本地的警察和地方势力的事，多多少少能摆平一些。
我们相识的这些年，他不止一次的邀请我相聚，为了方便，地点多数选择在海参崴，因为那里彼此都适合。
只要我想，一张身份证就能搞定。
可惜我不想，因为他太二，我得小心些。
为了更有吸引力，他还不遗余力的发一些红灯区的照片，看的人热血喷张的。
只是，这么一个热爱生活又沉迷于金钱铜臭的家伙，不知道为什么加入了私人军事组织，在一次局部冲突中，他给妻子留下了最后的视频后，果断的拉响了手雷，见了他的上帝。
我觉得他应该不缺钱，所以到底为了什么，不得而知，我也没有问他的那个爱人，叫什么什么什么斯科娃的女士。
当我收到消息，知道他真的变成炮灰的时候，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因此特意找了一个大雪天，又找了一个有一点像我们相识的那座小山，再弄了和当时帮助我们结缘的兔子一模一样的家伙，点起火堆，开始静静的回忆。
当年的兔子是灰色的，今天还是灰色的。
当年兔子三斤半，现在也是三斤半。
当年是烧着来吃，现在一样架在火上烧着吃。
一切都没变，唯一改变的是一个是坐在那里的活人，和对面石头上立着的那张照片。
照片上其实是八个人，我就当只有一个人。
我想，这也算是“云”喝的一种吧，而且应该是高级“云”
我给他满上了一杯他喜欢的中国白酒，兄弟两个阴阳两隔又不同国界的喝了那么一小口。
说实话，我不知道中国的阴间和他们那头是不是相通的，也不知道现在的阴间有没有银行和汇兑业务，因为我烧的全是中国的纸钱。
实在买不着俄罗斯的纸钱了，而且我觉得就冥币而言，也许中国冥币也会比俄罗斯卢布值钱，何况我还有其他的一堆东西呢。
当时有朋友劝我，说对于这种西方人，中国道教的东西应该不适用，但是我觉得是钱到哪里都能花，我就不相信上帝不爱钱。
西方人信上帝，西方人又爱钱，那么他们的神应该也爱钱。
如果中国的纸币他们不喜欢，那么我就多烧点元宝好了，金山银山烧个十座八座。
另外，我还给他烧了很多的各国美女，至少一大车那种他每次都要强调的中国神药——六味地黄丸或者是汇源肾宝，外加一些饮品。
就是这些，差一点没把当地的林业部门惹到，他们误以为着火，差一点出动扑火队，还好我有林场的战友，及时的解释了一下，而且做了担保。
可是，无论怎么表达，都无法来诉说我的哀伤，我只能在那里静静的坐着，迎着西北风，一边一个人喝着小酒，一边哼哼着那个他特别爱唱的意大利歌曲——《啊，朋友再见》。
这歌是源自于一个电影叫“桥”，我们俩都喜欢扎瓦多尼，都对他炸死班比诺的那个情结耿耿于怀。
我实在学不出来他的那个舌颤音，也只能用中文谐音意思一下。
我知道他熟懂中文，之所以装大尾巴狼的用盗版外国语调来唱这首歌，主要也是为了悼念他，我的朋友。
我们的结局，不是谁炸死了对方，而是他炸死了自己。
我不知道他的敌人是谁，也不知道这个仇人是谁，更不知道他俩到底谁是谁非，为啥就到了搏命的地步。
反正，他不在了，去了天堂，而且估计不会移民到中国投胎。
所以下辈子应该不会再和我扯上什么关系。
我俩当时都在一个剧组，这家伙和其他的俄罗斯兄弟一样，对我们的军营特别的好奇，只是出于安全与保密，中国部队的正规军营，没有特别审批，是不会让他们进去的。
我们团所在拍摄地的营区，也是他们喜欢转悠的对象，虽然进不去，但是愿意和我们在外面溜达的战友搭讪。
双方语言不怎么通，就相互的比划，远远的看去，像是在尬舞，或者是对着打哑迷。
当年他的中文极其不标准，大舌头浪叽的，说句话给人的感觉，像是在大草原上开着越野车飞奔，只是轱辘是方的。
那种感觉挺别扭。
当时我们的取景地在边境地区，而且是野外山地，是一片山围着的一个小平原，平原上有小河的那种，这样可以满足多地形拍摄取景需要。
因为有山，还是边境，所以自然就有了野味。
当时，安德烈趁着没什么具体的事，就开了小差，想跑山上“套”一些野味。
他的准备特别齐全，连抓狐狸的工具都有，我就经常笑着损他：“在中国狐狸是不能抓的，除非你是个光棍，实在讨不到老婆了，可以试试弄一只”
他不明所以。
要知道，一个野外区域，突然集中了部队+外国友人+剧组+其他群演，一下子将近两千人，这里面又不乏本地的土着，所以临近的山上下满了套子和夹子。
动物和陷阱的几率基本上能达到了一比十。
于是，他就选了一个很远的山，任借自己好的体力，趁夜色跑了一个来回，在兔子的必经之地，下了一些套子。
不巧的是，我们闲着也没事儿，几个老兵一合计，和连里请了假，准备组队出去透透风。
对连长说是跑跑野外徒手，然后侦查侦查地形，透透气。
私底下也带着自己准备的家伙事儿，准备弄点野味回来，趁夜里弄熟，找个地方打打牙祭。
反正现在是冬天，即使暂时吃不了，藏起来也不会坏。
好巧不巧，我们撞车了。
而且是陷阱他下的早，摘桃子我们去的早，这样逮到的兔子，就自然落入了我们的手里。
只是负责扫荡那个区域的兄弟回来的途中，遇到了安德烈他们，两方一照面，看着中国的国防绿，本来也没有什么，就是相互打个招呼而已。
可是当安德烈发现这个中国兵取走了自己的猎物，就追了上去索要。
我的战友当然不给，反正这种捕猎都是不合规，所以就装腔作势的说这两只兔子被没收了，还吓唬他们。
安德烈不肯吃亏，就和他吵了起来。
吵着吵着，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反正战友吃了亏。
他吹响了哨子，我们也围了上来，五个对三个，我们是五个，结果没打过人家三个。
只不过回去自己嘴硬，愣是说他们也没好到哪去。
事实上我们相对要惨一些。
滚了一阵子后，我们都躺在了大雪地里休息，然后准备为了两只兔子再干一架，为了不惹更大的祸，我让所有的人把军衔和肩章全部卸了下来，我们害怕引起国际纠纷。
安德烈见状，知道中国人这是要拼命了，于是就开始示意停手，他不停的摆手，叽里咕噜的解释着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话，偶尔还陪着笑，我们都不知道他在说啥。
后来，他实在憋急了，就喊了一句中国话——“缴枪不杀”
“嗯？？？”
这是意思让我们投降？我们几个相互对望了一眼，又冲了上去，这回不打不行了，国际纠纷就国际纠纷吧，总不能引申为中国士兵向几个外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保不住中国的兔子，而被他们打投降了。
那问题可就大了，奇耻大辱。
这太磕碜，绝对不行。
看着我们继续的扑上来，他们忙于招架，然后还是在不停的解释，直到最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总算整明白。
他只是想试试中国的士兵的身手，听说chinese功夫很厉害，还学着黄飞鸿摆了一个姿势，怪叫着。
“噢”，我们心里合计，我说为了两只兔子，也不至于和穿军装的动手，原来是想过过招。
他们其实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傻，只是思维方式不一样而已。
可是现在实际情况上真过招我们确实打不过。
如果一对一，没有匕首或刺刀，我觉得我们单兵很难赢得了他们，原因是他个的个头比我们大、体重也不是一个量级，抗击打能力更是超出我们。
我们的战斗，有点像一只熊和一只豹子的战斗。
虽然相对而言，我们比较灵活，但是一力降十会，体重不一样，对抗的结果很难偏向体重轻的那一方。
什么四两拨千斤，纯属扯蛋。
我师父告诉我，四两拔千斤还有前一句，叫练得千斤力。
就这样，我们握手言和了，然后决定把这两只兔子二一填作五，各拿一半。
安德烈不同意，他早准备好了酒，那种他认为中国最好的酒——老爷牌烧刀子，60度，喝一口，能从喉咙烧到胃，烧成火辣辣的一条线。
这酒就放在他的水壶里，没事偷一口，我闻了闻，是比我们那种廉价的要好上许多。
只是部队有纪律不让喝酒，奈何自己的嘴还是馋，少喝点无所谓。
于是，我给他们表演了什么叫中国陆军的野战炊事班长，什么叫无烟烧烤，什么叫原滋原味。
我们八个人分了两只兔子，然后喝了他们三壶酒。
晃里晃荡的回了各自的营区。
当然，他们喝的多，我们喝的少，可是这依然不影响我们因为违反纪律而受到的处罚。
本来，回来谁也不说，也不会有人发现，民不举，官不揪嘛。
至少刀疤不会发现。
可是安德烈不一样，他回去之后又喝了一些，喝高了，开始到处吹牛，用他那口纯正的俄语，说自己交了中国士兵的朋友，还一起喝了酒，以后就是朋友、兄弟，将来还约好了要到我们真正的营区看看。
负责他们带队的翻译听到了这个情况，觉得有必要向上汇报一下，于是他们的领导也觉得这件事应该知会一下团里，别出现泄密事件，或者其他不必要的问题。
接着，团长就打了一圈电话，把所有请假外出的人名放到一块，当看到我的名字时，想都没想，划了一个圈，要求我们连长等我回来的时候，重点闻一下。
不闻不知道，一闻被抓到。
看着我们几个人没有喝多，团首长也没有说什么，只是琢磨了半天，决定把一项导演组刚刚交过来的任务给我们。
不是和俄罗斯的友人关系好吗？
还称兄道弟的，那就好，正好有一场好戏，要演出志愿军与联合国士兵殊死肉搏最后同归于尽的场景。
这个场景的关键要点，就是最好要双双抱着跑崖，还要在跳之前拉响炸药炮。
就是说摔不死就得崩死，崩不死也得摔死。
这种死法设计的绝对阴狠毒辣，我都不知道编剧是不是疯了，但是也得执行命令。
这就有了我们八个的这张合影。
而且当年在拍摄镜头前，我们反反复复的撕打、翻来滚去，接着我和安德烈在最后的最后，一起抱着同归于尽。
为此，我们至少练了好多遍，那种两个人紧紧的相拥，自己对着自己喊：“123，预备——跳”。
“啊”的一同发声，接着我拉炸药包的导火索，他再用嘴模拟出“轰！”的一声。
我们俩一起上西天了。
如此反复直到导演满意，再真正来一遍。
事后，安德烈居然还无限风情的对我说：“陆，你是我在中国热烈拥抱最多的男人，我觉得我是幸运的，你呢？”
我一脸嫌弃，给了他一个“滚”的口型，他表示不是很理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