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注定是特殊的一个月，我在这个月里面受到了嘉奖，也挨了收拾，还身受重伤。
彼时，我们北门两侧街区出现了热闹的夜市，大约有两公里之长，那是下岗工人再就业的一种方式，地方政府给了大力的支持，税务和城管人员，也积极的维持着这里的秩序，现场热闹之及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
这是我们这群从山里走出来的“土豹子”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以前镇里即便是赶集，与这个相比那也是天差地别。
许多小商品琳琅满目，各种小的生活用具数不胜数，而且卖的很便宜。
因此连里也对所有的士兵开了绿灯，只要不执勤，可以适度的请假到夜市里走走，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虽然我们的津贴费只有三十五块钱，但是每个月的六百块伙食费是可以省下的，这样就能按需所购。
那个时节，每当夜幕降临，灯火辉煌的街道两旁，各式各样的摊位就会鳞次栉比，摊主们热情地吆喝着，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有的地段，摊位上摆满了各种美食，香气四溢，让我们垂涎欲滴，很多时候几个战友都会是凑钱买十串羊肉串，然后按个儿吃。
有的时候一些烤肉串、臭豆腐、麻辣烫的小摊主，看到我们当兵的过来，还会打折，或者买十送一这种优惠，用他们的话说，这算也是拥军的一种。
我们知道，他们的微笑背后，其实是生活的辛酸，好在中国早就习惯了以苦为乐，几十年前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满目疮痍，我们的先辈不是一样用了一生的时光，把这个国家变的富强么？
所以今天我也相信，困难面前，只要坚持下去，也一定能好起来。
我觉得的想起了远在家乡的爸妈，他们应该还好。只是连里有战友的家里出现了一些小情况，我们平日里都会有很多关怀和安慰，这或许就是战友，看着普通的一种朋友关系，但是实际的感觉胜如兄弟。
家里条件好的，会帮助条件差的。有能力的，会帮助那些没有能力的找出路、想办法。
看着街旁满眼的各种小商品，目不暇接之余，我们其实仿佛看到了自己故乡的亲人兄弟，他们也许此时也在街边开着小店或者摆着小摊，放上彩色的气球、精致的饰品、可爱的玩偶……让这些小玩意儿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在他们欢笑与追逐中，兜售着生活的辛酸，收获着日子的不易。
夜市的人流络绎不绝，三三两两的行人边走边聊，笑声、谈话声、小贩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首动人的夜市交响乐，有点像当年那幅画卷清明上河图。
那天，我在一个旧书摊买了几本小说，是金庸先生和古龙先生的，原因是之前周唯曾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她问我同是写双胞胎，侠客行与绝代双骄哪个更出色？
我哪里知道，只是觉得买回去在闲余的时候，坐在那里瞅瞅，或者晚上值班室里的时候，可以随意翻翻。
这时，我听到了不远处的吵闹声，然后循声望去，看到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大姐在抱着一个孩子拼命的喊“救人”，那个孩子抽搐在地，周边围满了人，但是没有人敢向前伸出援手，恐怕出现其他问题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有bb机都可以作一种神级的显摆，边上的电话亭离以还挺远，何况在夜市里人挤人，有些水泄不通的感觉。
我急忙分开众人，然后抱起孩子，边上的菜包子和老蒋一路分开人群，就像劈山倒海一样，分出一条路来，帮助我向医院跑去。
那个妈妈在后面紧跟着我，我们一进医院大门，冷不防迎来了一个身影，因为跑的太急，没有躲开，索性我一个转身，以后背撞了上去，先护住怀里的孩子，也没看撞的是谁。
只听“啊！”了一声，一个身影飞了出去，待到她被人扶起来的时候，我才发现是那天拉歌时，通信连的企鹅指挥。
她没好气的说“兵痞子，你不能慢点吗”
然后看到了我怀里抽搐的孩子，神情紧张的问“怎么啦？”
“孩子抽了，你认识道儿吗？我没来过这里，不认识路，帮忙找找急诊”我急吼吼的说
她马上也顾不得收拾散落在地上的东西，然后拉着我一起往里面跑，边跑边说“我知道，你跟我来”
我们俩就这么认识了，虽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但是我想也许我俩会成为熟人，这个女孩儿我有一种天生的好感，总觉得很亲切，也许是她长的娃娃脸的缘故。
事后，那位大姐给我们送来了锦旗和表扬信，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是军属，只是爱人牺牲了。
她是农村来的，爱人是这个医院的医生，在九十年代的一次南疆扫雷中，牺牲在那里了。
她就住在这个医院的家属区，那天她带着女儿逛夜市，不想孩子中途突然犯了病，而她也因为人多，实在没有太多的力气，挤不开所以才求助。
只是没想到，遇到的更多的是观望与同情，但是没有援手。所幸遇到了我们，而且我们是四个人一起组团逛街，才有可能冲出这种层层的人墙，最快的时间跑到医院。
那次也是我第一次得到嘉奖，当在连里宣读的时候，我感觉有一种热血向上涌。
在大姐嘴里，口口声声的叫我小兄弟，大恩人，让我不知所措。
子弟兵不就是这个时候应该往上顶吗？
此时的我好像早就把几个月前，还在地方时的想法扔到了天边，我好像不再是那个需要人帮助的大男孩儿，而是一个可以守护别人的男人。
回来几天后，大姐带着一堆东西来到了连里，说是我们的这种和尚头剪的太难看。她知道野战部队的小兵津贴少，也没有什么钱，花2块钱去理发肯定舍不得，好在自己有这个手艺，所以免费来给小兄弟们理理发。
我们一挨着一个，轮到我的时候，她才仔细看我，发现我的眼眉是连着的，于是就笑说我这个人“心眼儿一定小”
我郑重其事的告诉她：“谁说的？在我们老家眼眉距离窄的人才是小心眼儿，我这种连在一起的，是“死心眼儿”
我们哈哈的笑了起来。
这时，门口有了一点小骚动，我好像听到了要哭的声音，于是就走了出去，还没等出宿舍大门，就见到老朱走了进来，他跟我说“朝天，你快去看看吧，门口有情况。连长和马排他们去开会了，现在北门你官最大”
“什么事?”我跟着他来到北门，发现纠察队正在查扣一个大爷的“倒骑驴”（也就是一种用自行车改装的小推车），这个人我们认识，时常在夜市前早早就来，然后在我们北门边上卖些蔬菜，原因是这里经常有住宅区的军属经过，可以顺便卖些，家属们也图个方便。
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我们平时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有的时候从食堂回来，还会给他带点饭，就这样混的很熟了。
可是今天不巧，他撞上纠察队了。
这伙人其实也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任何人不能在大院北门附近五十米内摆摊，何况还在正门口，马上就要进院的位置。
这也是我们一直与纠察队摩擦的地方，我们认为两边十五米就可以了，只要不影响车辆出入问题就不大，不用拿着鸡毛当令箭，扯着猪皮装大象，所以他们看我们也就不爽。
于是，就有了上面的情况。
纠察队要上去查扣车子，那小贩哪里肯放，一但进去想要就不好要了，何况这一车蔬菜时间长了，枯萎了就卖不出去了，要赔本儿的。
因此产生了争执，于是我们北门哨兵也围了上来，我带着四个战友听明白前后原因后，劝纠察队的战友睁一只眼闭一眼，批评教育一下就完了，没必要没收人家车子。
可是他们不干，不依不饶。
于是我就强行把车子放了，有一个小子还想动手，瞬间就被我们夺了防暴棍，一脚踢进了院里。
少爷兵就是白搭，有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要真上战场了，组建战地医院，这伙人能担负起保卫任务吗？到时候没准还得调我们来。
这就引起了纠察队的不满，他们把状告到了院里，一位保卫处负责的中校匆匆赶来，把我从头批评到脚，骂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过瘾，而且还声称做为北门执勤人员，必须要严遵守院里规定。
我就在那里笔直的站着，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他说什么我也不理，爱骂就骂吧，直到他自己口干舌燥，把要求提了一大堆为止。
那好吧，既然要搬石头，那就看砸谁的脚。
按规定这个门只可以走军人和军车，其他的人是不可以通行的，包括军属，于是第二天我就跟连里请示了一下，说是要执行上面保卫干事的命令，所有北门岗要认真核查进门人员，不是军人或军车，一律不得放行。
这就苦了很多想就近回家的军属，说什么我都不让他们过，大家把这个闷气都撒在了那个干事身上。
当然，也有极个别不理解的，还会恶语相向，不过没关系，解释清楚就好了。
说来也是巧，有一天一对母子推着自行车要从北门经过，那个男孩儿像是大一的学生，在我们阻拦的时候，发生了口角，他们亮出了底牌，居然是那个干事的家属。
真是冤家路窄，我们完全执行这位干事的命令，我特意告诉她们这是他的要求。
她们俩要用值班电话，想给他打个电话，让我放行。
我告诉她这是执勤电话，不能用。
于是那个小子开始口吐芬芳，最后娘俩开始出口成脏，接着开始与我们哨兵拉扯。
哨兵站岗期间，有人袭击岗哨可以视同侵犯哨兵，天赐良机，于是我们几个果断出手制止，只是力度稍稍没掌握好，那个小子的自行车前轮不知道怎么就瓢了，而他的身上白衬上有一个很明显的脚印，不知道是谁弄的，反正事后比量鞋大小，没有一个对上号的。
这事儿惹大了，保卫处长到了连里交涉，连里也必须严肃处理，我的副班长还没当热乎就被撸了，但是还要配合班长暂时主持一班的一些工作。
我被保卫处罚着要每天早上，把院里所有没有按规定摆放的自行车，都收到北门去，本来就生了一肚子闷气。
结果团长听说后，马上下了一个命令，让我立刻云消雾散。
他大老远打电话跟院保卫处道歉，而且还严厉的批评了我，大骂我无法无天，无组织无纪律，给老2团丢脸。
我正纳闷呢，他又接着说“狗日的，给我听好了，我命令你每天把违规的自行车给我扛着，跑步送到北门，还有喊口令，反思什么叫为人民服务”
我起初还不理解，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发现自行车都是推着或者抬着后轮推到北门，没有人注意。
现在我天天扛个自行车满院子跑，嘴里喊着为人民服务，很多人都看到了，而且好奇这个兵咋了？
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犯错误被罚了。
再问犯什么错误，有些情况就一目了然
团长就是高明，要么说同是校官，他只能当瞎参谋烂干事里的后者，而我们团长能指挥千军万马呢？
我佩服死他了，以后老老实实给他当牛做马都行。
后来院里保卫处主动打电话到团里要求解除对我的处罚，团长当然不同意，还特意下了命令，让我多扛一周，临了还唠叨一句“就当训练体能了，敢惹老2团？得看看长了几个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