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做一个梦。
这个梦里，我回到北平，躺在哈尔飞剧院后院屋子的床上，屋里有一股甜腻的千层油糕香味，摆在桌上的油糕应该还剩一大半，睡前冲的茶也没喝完。张海客睡在我的左手边，绵长有节奏的呼吸从未停止。从陷入沉睡，进入这个空间那刻算起，呼呼声便开始了，它使静谧更静谧。这种静谧夹杂与真实无关的捏造。
呼，吸。
呼，吸。
有人敲窗玻璃，像在呼唤我或者张海客。我无法动弹，身旁的铁架床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一阵有节奏的呼吸。
有人推开门，光着脚，走到张海客的床沿坐下。铁床响两声，床单下的弹簧嘎吱嘎吱。
我的身体翻动，变成侧躺的睡姿。虽然闭着眼，但我知道室内没有开灯，天是深黑的蓝，此时距离天明尚早，睁眼也只能摸到一手黑。但是人能察觉到注视，来自身侧的凝视像一把烙铁，从我的头顶挪到脚后跟，寻找适合的位置下印。我便在这种打量下保持均匀的呼吸，仿佛这具身体真的如同观察者期待那般深沉，他不说话，不动作，我无法说话，无法动作。这是某种平衡的较量，神经永远紧绷，直到这个梦结束，现实的白光照上眼皮，照亮这间屋子的黑暗。
我睁开眼睛，歪头看向左侧，身旁的铁床连褥子都没铺，更别说躺着什么人了。我穿好鞋，踩上窗户下的小椅，伸着脖子往外看。
将其称为窗户略有些不尊重，作为这间屋子唯一的光源，它不过是一个长宽约十厘米的洞，钢筋条封得死死，还未生锈，有着刚出厂般亮丽的色泽，看来这栋楼的落成时间不长。楼下一大片光秃秃的空地，二十多米外是尝尝一排三层平顶楼，层高远超普通建筑，三层抵得上普通五层楼。房屋划分规整，一排排整齐有序的玻璃窗户夹杂我手边这种钢筋窗。左右两侧的房屋尚在建造，已经搭好木结构，正在浇灌混泥土。根据布置的木条来看，这四排平楼正好形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口”字，将中间的空地包容其中。
工人弓身做活，骨头尖锐地顶起肩胛处的衣服，随着运动上下滑动。他们都埋着脸，按体格身高来看，应该都是中国人，但他们实在太瘦了，胳膊腿瘦得像竹节虫。
对比来看，我所在的这间屋子应该在第二层。屋内设施齐全，甚至配备了独立洗漱间，全天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连浴缸都有。晚上洗澡时，我躺在热水里，不禁觉得日本人略微疏忽大意。屋里没有玻璃电线等可以用来自杀的物品，连床单都是极易撕扯的材质，可见他们防范的态度很谨慎，但偏偏在洗漱间里遗留了浴缸。灌满热水，人往里一泡，死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别说浴缸，就是举起这把铁椅砸后脑勺，给后枕部造成对冲，额叶撞击颅前窝也会形成脑挫伤，很快一命呜呼。
走廊里的扩音喇叭沙沙响了几下，冒出一道别扭的女声，“开饭，开饭……”
我跳下椅子，吹了吹上面的尘土。其实并不存在尘土，脚上的白胶鞋没有一丁点污渍，地面抹了纯水泥，比瓷砖还亮。房门是铁门，不仅上了锁，门外的把手还捆着铁链。双重保险让我深觉自己地位高了不少，是个危险份子。
距离进这间屋子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一日三餐都是通过铁门上的可移动式铁板送进来，我连送饭的人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
广播还在持续不停地发通知，一听就知道是日本人在模仿讲中国话。走廊里只有这道声波，一层一层吹来荡去，其余的人都消失了，或者像我这样无法说话。
在粗糙的通知中，有人推着餐车往里走，车轱辘滑溜溜，停下，送饭，再继续走，停在我住的屋子前，送饭，餐车继续往前。不出意外，这栋楼的楼层楼号跟对面相同，也是三层，每层二十六间。送饭的人一共停了八次，这层至少住了八个人，比昨天多了一个，不知道新来的朋友是怎么进来的。
被捕后我一直蒙着布，或乘军车，或骑摩托，或步行，只能凭感觉猜测行进了多远，估计早已离开奉天城，往更北的地方来了，到底有多北？黑河？哈尔滨？反正都是很北的地方，再北只能进入苏联的疆域了。
我取走餐盘，今天的饭是红烧肉。这里提供的餐食多肉多油，不让人出门活动，就像养年猪。这才七天，我的肚皮上已经冒了些不该有的秋膘，这明明是春天。此等违背人体生理节奏的蓄养方式，等同于否定。
吃罢饭，把餐盘放在台子上，会有人收走。头两天我试图把盘子往旁边挪，收盘子的人便不得不开门进来，但是这个笨方法在当天晚餐就被证明无效，因为收盘子的看见没有盘子，会一言不发地直接离开。
没有人说话，我只能坐着瞎想，想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莫名其妙会来这里？陈广忠去哪儿了，张海杏去哪儿了，张海客去哪儿了，哑巴又去哪儿了？
没有人能回答。
兜里的信烧干净了，全身上下我没有一件能证明事实发生过的物件。若是以前，我一定会坚信自己的记忆。但张家人存在，我体验过青铜铃铛的幻术，他们甚至可以随心捏造一段我未曾经历的故事。
记忆有什么用处，它又能证明什么呢？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工人们聚到一旁领饭，三三两两蹲在一起，看起来只有馒头和稀粥。训练场旁的空泥巴地生了些小草，绿油油，浅浅一层。春天来了。
两周后，我第一次踏出这间屋子。
这天早饭饭点，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听见大喇叭响，正怀念昨儿那顿会不会就是断头饭，早知道就多吃一些，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我躺在床上吹口哨，吹一段没名没调的曲儿，也忘了是从哪儿听来的。正吹得出神，一个走路咕叽咕叽响的人推门而进，把我吓了一跳。
他穿着白色工作服，嘴上套着七、八层厚的纱布口罩，头上戴着白帽子，配有一双橡皮手套和特制的眼镜。此外，脖子上还系了一条长到脚尖的橡胶制围裙，脚上穿着高到膝盖下的长胶靴子，那断断续续的咕叽咕叽就是橡胶摩擦产生的。
我笑了两声，橡胶看了看我，没说话，把手里的东西放到桌上，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已经习惯了这些日本人的沉默，但有时候我也会说英语逗逗他们，学医的英文差不了，他们肯定听得懂，但是基于规章制度，无法张嘴。
我抓起上衣抖了抖，笑道，“你确定要待在这里？”
橡胶挪了挪视线。
嚯，是个女医生。
我换上那套衣服，低头扣扣子，才看到胸前有一串刺绣的数字：005。
这应该是我的编号，在这里，我不叫齐空空，也不叫张海楼，我叫005。
橡胶走在前面带路，出了房门，才发现每一间住人的屋子前都配有一名士兵，我的也不例外。每位士兵都戴着防毒面罩，身高体格相差无几，从他们面前经过，连呼吸都听不见。士兵也转动身体，走在我的身后，机枪的枪口抵住我的腰部。
到走廊尽头，有一道极其怪异的门，厚铁铸成，一直保持着打开的样子。来这里这么久了，我也从未听见类似关门的巨响，看来是为了应付突发情况的保险栓。门不远处便是一道手动电梯，橡胶带着我下到第一层。
下面的空间更为开阔，一条长走廊，可以看到尽头，断断续续传出水声，一波波从高到低，伴随着这道水声，某间屋子里有人用铁扫把清扫地面，四处漂浮着琼胶的腐臭，消毒水的气味再浓也掩盖不了。这股熟悉的复合气味让我想起了学医的日子。琼胶常用作细菌培养基，为了让琼胶表面恢复无菌状态，刮去需要的细菌群后，会把使用过的琼胶放进高压灭菌器，这股腐臭味便由此产生。
走廊地面抹了纯水泥，湿漉漉，反光。白墙皮受潮隆起一块块小包，手一戳便碎一地。
橡胶听见声音，回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又移开了视线。他在一扇门前停下，门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汉字:采集室。橡胶拧开门，带我走进去，士兵也跟进来。
没有窗户，没有人，只有一张皮质躺椅，一张手术床，强灯塔，靠墙的长桌摆满了手术用具，还有一小排玻璃瓶，装着透明或者半浑浊的液体。这应该是一间手术室。
橡胶指挥着士兵推着枪口，把我推到躺椅上，用橡胶带捆住脚和手臂。她再三确保橡胶带安全后，开始摆弄桌上的器具，玻璃瓶撞来撞去，士兵在身侧端着机枪瞄准我的脑门，我无事可做，只能脑袋一歪开始睡觉。
这段时间我几乎每晚都在做这个梦。哈尔飞剧院两张并排的铁架床，有人敲门，身体无法动弹但意识清醒。我紧紧困在梦里，醒不过来。这种无能为力给我一种梦才是真实的错觉。无法验证，只能任由梦来梦去。
这一回我又做了这个梦，不一样的是梦里我能睁眼，对面坐着一个裹满绷带男人，绷带之下，只剩两只眼睛。他也像在做梦。我们在梦里遇见了，或者重逢了。
我想拆开布条看看他到底是谁，但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驱动身体。我在思索木乃伊身份的可能性时，耳边突然响起声音。
马鲁太。
奇怪的发音，像在叫牲畜的名字，不，远远赶不上牲畜，马鲁太一定是某种无机物品，比如板凳，桌子，水杯。
MARUTA，含义为圆木，修剪整齐的木材。
这是后来我查阅资料发现的名词，他们给我们的新名字，用来顶替人的身份。
屋里多了很多人，他们的穿着高度统一，衣服咕叽咕叽摩擦着，像一大群假蚂蚁在说话。这种杀猪匠装扮似乎是规定好的，所有人都藏在这套面具之下。我找不到引我来这里的那个橡胶是这群人里的哪一位。一个橡胶举起针筒，插进我的肘正中静脉，红色的血液慢慢汇入透明的玻璃针筒。
血液检查？我脑子里闪过哑巴和张海楼曾发生的对白，我的血液似乎有问题，混入麒麟竭的血液会发生变异吗？日本人会检查出来吗？为什么他们会有张海楼的照片？为什么陈广忠会选择分头行动？为什么要约在关帝庙见面？甚至那只刚死的老鼠，在灰尘密布的关帝庙中都显得那般不合时宜，长时间无人拜访的地方不该有一只老鼠受惊卡住而死。
血液的流逝揭开了一道我极力避免面对的问题，现实伴随疼痛逐渐清晰。此时，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前方命运如何，我只是顺从铜钱的安排，离开北平，被催促到这里。如果要追问出一个缘由，那只能是命。如果要追问是谁造就出现在的命，我不得不怀疑所有人，可能是张家的陷阱，可能是陈广忠设计，可能是老黄的叛变。但是结果已经摆在面前，追问原因毫无意义，我不能回到过去修正，只能躺在这里接受突然落下的针管。我已经一无所有了，如果能制造一些价值，即便微不足道，我也愿意。
我闭上眼，感受这股流逝，看不见不代表我眼前空无一物。红色从张家人的夜行衣上流淌下来，从我的身体流出，它会被滴管汲取，下坠至载玻片的小方天地，然后一只显微镜头瞄准这么一小滴，审视者、观察者开始分析，研究，实验。
针筒吸足了，从血管里抽出。橡胶说了句日语，句中又包含那个词，马鲁太。
马鲁太。
一只针筒插进右手手臂，我在思考马鲁太的含义，俘虏？中国人？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