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忠的信只有三句，字词都是黑话，天尽月出二狗子唱戏这种没头没尾的。这是一种反拦截手段，为了保护密信内容，专门编译一套黑话体系，摩斯密码这种有规律可寻的码表，在黑话面前，也只能叫一声爷爷。
通讯员把这条消息带回各自的村子，耿继周他们如何安排我不得而知，只是偶尔听见几个负责安全的轮班小兵私底下会讨论防毒之类的话题，防毒面具一时升值成为比子弹机枪还难得的紧俏物资。更有甚者，声称早晚都是死，干脆冲进日本鬼子的大营，杀死两个是两个，也算报仇雪恨了。
翠姐听见了，狠狠骂了这几个小伙子一通，说没出息，弄死一两个算什么本事，活着做大事，才是真正的报仇。
消息传出来，第四革命军队伍整日笼罩在紧张之中，等了半月有余，化学武器仍不见踪影，也没有听说哪儿有中国人被毒死，这场小波动慢慢散去了。
后来我仔细回想这一年的经历，发现关键时间点也可以放在1931年立冬这一天。
虽然是立冬，但是不妨碍我们想吃饺子。天气冷起来之后，就爱一口暖和。翠姐从地窖选了几颗好白菜，我们帮衬着包饺子，厨房热热闹闹，好像在过年。
第一锅饺子上桌，我刚咬上一口，舌头被烫了，饺子呼噜呼噜在我嘴里跟舌头牙齿打架。这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也忘了嘴里的饺子，陈广忠示意翠姐往里退，小伙们默契围着木门，手摸到我走过去，嘴里还嚼着白菜饺子，一边问，“谁啊？”
门外传来一个女声，“八骏日行三万里。”
我赶忙拉开门，穿着一身红棉袄的张海杏顶着一张雪白的脸，手里拎着一个包裹。
我一时说不出话，也忘了把她迎进来，张海杏笑着把包裹塞到我手中，“吃饺子，得热一热···噫？”她看了眼饭桌上冒着热气的饺子，“敢情好啊，你们都吃上了，我还一口没吃呢。”
翠姐拿了条厚毯给张海杏裹上，又烧了盆烫水让她泡泡脚，“这么冷的天，咋想着走路过来？”
张海杏低头在烫水里搓着冻得发白的手，“只是想吃饺子了。”
翠姐呆愣两秒，拍了把脑门冲进厨房，“陈广忠，他娘的你也不看着点，煮秃噜皮了！”
我在张海杏对面坐下，想起手里拎着她煮的饺子，便朝厨房吆喝一声，“翠姐，热一热海杏的饺子，我们都还没吃过她做的饺子，晓不得味道如何，你可别偷偷下狠料啊。”
陈广忠出来把包裹拿进去，那几个小伙蹲在火炉旁吃饺子，也没顾上这里。
张海杏问道，“我哥呢？”
我一直在避免这个时刻，想着能拖一天是一天，没准哪天张海客就回来了，我也没必要把这张纸条交给张海杏，万一上面写着遗书，开头就是一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之类的。
纸条就在我的大衣兜里。旱烟纸禁不住□□，很快碎了，我只能照着重抄一份，但纸张始终比不上铁片铜钱，抄了三回后，那串符号已经印进脑子，我到死也忘不了。张海客说合适的时候把纸条交给她，现在算合适的时候吗？
我还在犹豫时，翠姐已经端着热好的饺子出来，一股肉馅飘得满屋子都是。一开始我们这地儿还受重视，两个村子常送来些鸡鸭蛋，后来因为气温逐渐下降，日军在新民的活动受限，电台发挥作用没那么大，这处驿站慢慢被人忘了，不过也记得送基本物资过来，但不再像之前那样会多照顾一些。
翠姐问，“妹子，你从哪搞的肉？吃起来还真香。”
张海杏道，“没事儿干用枪打的野兔子，我吃过肉，不腥。”
她的手暖得差不多了，我给她盛了一碟，白菜饺子和兔肉饺子对半。
她吃东西很快，我还没吃完，她已经端着碟子去厨房涮碗了。我跟过去，想把纸条塞给她，但又觉得不妥，张海杏的状态看来不错，现在应该不是最合适的时候。
我道，“张海客接到秘密任务后已经离开新民了，我也不清楚具体什么任务，但是他让我们别担心，任务结束会第一时间来找你。”
张海杏扑哧笑了下，“来找我？”她甩了甩水珠，用抹布擦干手，“齐空空，你已经忘了我说过的话了？我不是担心他，我是快闲出屁了，天天缩在村里蒸馍，有啥劲？耿继周还管着我，不让我出村，白旗堡才多大点地，站在村口放个屁，走到村尾都还闻得到。”
我喏喏道，“可能正好顺风。”
张海杏翻了个白眼，把抹布丢我手里，“我反正是不想再继续待了，今天就是来跟你道别的。”
陈广忠探出半个脑袋，“去哪？”
张海杏把我往身后拉了拉，死死盯着陈广忠，“少管闲事，我哥又派你干了啥事儿？你心里要是没鬼，现在就坦诚点，把事情全说出来。”
陈广忠笑了笑，“怎么又跟张海客扯上关系了？”
我觉得自己再听下去，一定会双眼发迷，这都谁跟谁，“你们能好好说话吗？”
张海杏回头瞪了一眼，“你怎么就不知好，我是专门来找你的，你跟我走不？我们去北方找族长。”
陈广忠的笑容收敛了，“你为什么知道是北方？”
张海杏冷笑道，“你半夜偷偷发电报，以为我不知道是发给谁的？”
他们二人有意降低音量，听起来像在讲悄悄话吵架，我被怪异的场景逗笑了，没忍住笑出了声，张海杏狠狠揪了把我的胳膊肉。
对峙之下，陈广忠还是选择服软，可能他的任务清单里没有束缚张海杏这一项，“我会给张海客汇报的。”
张海杏拉着我走到我平时睡的屋子，把房门拉上，我很纳闷，她从没来过这里，怎么会知道我睡这个屋？
张海杏一屁股坐在炕上，“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你跟我走不走？”
我摇头道，“让我考虑一下，你先在这里住几天。”
张海杏没有回话，她倒在棉被里已经睡着了。
立冬吃饺子后，过了两三天还没下雪，整天只有西北风耍流氓。张海杏似乎真的被耿继周管成了宅女，整天待在屋里，连院子都不出，没事儿了就抽出我的宝刀练手，她耍得一手好刀，挥起来气劲呼呼作响，就像犀牛打呼噜。
我还没想清楚到底走不走，某天早上，我去叫她吃饭，撩开门帘一看，屋里已经空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放着她来时装饺子的铝盒碗。
陈广忠也走进来，拍了拍我的肩，“这次做得不错，继续保持。”
我苦笑，“也许吧。”
这天正午，屋里点了炕火，暖烘烘的，在里面待久了容易瞌睡，我便出门透气。负责放哨的小伙子们也缩进侧屋，站在几扇窗户边进行眼神巡视。
没下雪，但已入冬，这条交通线本就刻意避开大路，百米之内少见一户人家，只有一群群小麻雀飞来飞去，寻找耕地上洒落的麦子。我绕过一片树林，揣着手缩着脖子往压水井那走去，想看看上水的管道是否被冻住。水井旁是一个小型晒谷场，堆放着秋收剩下的秸秆，草垛不高，只有一米半。
室外气温已接近零度，嘴里哈出的白气暖不了手，瞬间散开了。我吹了吹手，摸上杠杆，正准备使劲往下压，身后的草垛突然哗哗响了两声，声音有些大，不像是小麻雀能闹出的动静。
我慢慢半蹲，手放到兜里，轻轻扣了下□□保险。
还没绕过去，一个稻草扎的小人冒出头，手艺粗糙，但也像模像样的，小人脑袋上用红绳绑着两条朝天粗鞭子，蛮有新意，黑墨水涂出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张嘴。有点丑，但很有特色，一看便知有现实角色为依据。如果有机会，做这个稻草人的人一定能跟我成为很好的朋友。
我歪头往草垛背后看去，一双手举着稻草人，手的主人眼睛瞪得溜圆，半张脸被大毡帽罩住。
我蹲下，用枪推了推他的胳膊，“你咋来这儿了，马家岗子村的工作完成了？”
李烈生把稻草人塞到我怀里，“我来找你帮个忙。”
怀里的重量跟稻草明显不符，我抓起稻草人看了看，竟然是我自己做的，难怪丑得眼熟。稻草人比之前重了不少，里面应该塞了东西。我把手插进草人肚子摸了摸，是一本小册子，装订整齐没有毛边，是量产的书。
李烈生扯了把干秸秆垫在屁股下，“情况紧急，就不寒暄了。我本名叫李兆麟，来辽宁的目的你很清楚。昨天晚上，我们派进汉奸队伍的同志突然传来消息，日军正在计划一件秘密事务。事关重大，送信太慢了，所以我们决定让你做这个事。”他望着不远处耕地上的灰麻小雀，“今天晚上2点，你只需要把稻小册里的纸条发给北平党中央。”
我还没打开稻草人，已经猜到册子里的内容了，除了对应码表，纸条上的内容肯定也是我看不懂的黑话。陈广忠也掌握着一套黑话，他同时也在做类似的事。我越想越觉得人之奇妙，我跟陈广忠天天待在一起，竟然也会有对方无法参与的时刻。这个念头有些滑稽，毕竟我现在就身处一个没有陈广忠的环境，想要瞒过身边人太容易了。
我叹道，“你怎么想到来找我？张海客指定的？”
李烈生惊诧问道，“白旗堡村的接头人不是你？”
从天而降一顶不小的帽子，把我盖得喘不过气，李烈生如此信任我，真不知道是对共产主义有自信，还是对我的表现自信。前段时间陈广忠截下一条化学武器广播，说不定李烈生的信息与之相关，如果是情况属实，帮忙救一些人也挺好。
我把小册子掏出来塞进大衣内兜，扯了把秸秆攥在手里，“你回去吧，我帮。”
回到屋子，我和衣而眠，躲在大衣下面翻看码表，口袋里的稻草人总是不小心扎上肉，不疼，只是有一种细微的痒意，让人感觉该洗澡了。
吃晚饭时，我提出要调班，翠姐问我怎么了。
我端着碗，一脸平静，“下午睡多了，晚上睡不着，干脆换一换。”
陈广忠道，“我没什么意见。”
我把电台搬出来，虽然夜里风大，但挤在羊堆里不怎么冷，只是脚发冰，手也扛不住。这是精细活，我不能戴手套，只能尽量控制肌肉，争取早办完早解放。
两点那会儿发完电报，手已经冻成两块秤砣，我想起身活动活动，发现不知啥时候羊在脚边尿了一滩，水结冰，把我的鞋子冻在原地。我用秤砣手拔了几次才活动开，收拾好电台又过去半小时了。
我走到门边，想看看有没有星星，抬头一望，空中慢慢显现一些亮晶晶的小颗粒，屋里照来的黄光衬得那些小星星越发晶莹。星星不断下落，落到我的睫毛上，落到我的嘴巴上，冰凉覆盖冰凉，融化后的雪水流进嘴里，有一股干燥的稻草秸秆味道，一定是湿秸秆蒸发的水变成的雪。
我在雪里站了几分钟，陈广忠走过来拍了把我的帽子，雪花簌簌落下，“傻愣着干啥？”
我道，“有几年没见过稻草味的雪了。”
陈广忠嗅了嗅，摇头道，“你也挺有文化。”
我伸出去的手心已经积累了厚厚一堆，我用力攥紧，把煤油灯递给陈广忠，另一只手偷偷瞄准他的领口，雪球跟一团毛球似的滑进去，精准命中，静谧的平原突然响起一阵哀嚎。
我跑进温暖的屋子，突然想起了张海杏，这时的她应该正顶着风雪行走在荒无人烟的田野中，不知道她要去哪里。
李烈生那张纸条上写着一首诗: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若不是他亲口承认情况紧急，我差点以为他这是在以公谋私。
凡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在我的帮助下，李烈生与北平□□建立了稳定密切的联系。这三个月里，我前后共帮他传递二十多次信息，我试图根据他提供的材料，结合战事，分析出黑话解码表，但可对比的文字太少，这次努力很快便以失败告终。
过了春节，很快便开春。隐匿一整个冬天的日本人又开始肆虐，随着日殖地面积不断扩大，我们的队伍只能后退，身处驿站，偶尔都能听到一两声悠远的炮响，隔得不远不近，像延迟了两个月的除夕夜鞭炮响。物资紧俏，火药都运去造大炮了，过年时我们朝天放枪以作祝福。
三月初，老黄坚守的锦州终不堪重负，全城失陷，他投张学良而去。离别匆匆，只来了封密信，可惜的是，一屋子十个人，没一个人能读懂。老黄这封信是写给张家人的，我姓齐，而陈广忠姓陈。
没过多久，通讯站也撤了，翠姐回马家岗子村收尸，我跟陈广忠走了一上午，终于回到白旗堡村。村口已经没有人驻守，四处都是烧过的黑灰，有个姑娘在废木里翻能用的铁锅，看到我们回来，笑着笑着就开始哭，我问她哭啥，姑娘指着之前用作训练场的空地，“你是医生，你去看看吧，军医说他们都没救了。”
空地上就地搭建着医疗帐篷，花花绿绿的床单片子下面躺着流着花花绿绿肠子的民兵。有两个军医挨个查看，看一眼判断伤太重没救，就指着褥子上的士兵说，“抬走。”空地不远处有一个个并排的大坑，土堆冒着初春的热气。两个戴白头巾的男人在一旁忙活，把军医挑选出来的废人扔进土坑，扔下去的时候人还活着，在坑底一遍一遍的哭喊，“我还有用呢，我还有用呢！”一边挣扎想爬出来，肠子顺着滑落的土块往下掉，跟旁边人的搅和在一起打结，分不清是谁的肠子，土坑很快涂满红色。
姑娘也追过来，躲在帐篷里擦眼泪，军医忙过一遍，把一瓶烧刀子塞到她手里，指着地上断了一只手的男人道，“快给他的伤口包扎！”
姑娘被吓得不轻，眼泪一股股往下流，砸到绷带上，估计绷带很快就带盐分了，她一边哭一边叫，“我不会啊！骨头都露出来了，我给他折断了怎么办啊！”
我走过去抢过酒，“已经断了，你别捏碎了就行。”
陈广忠拎着小皮箱，左看看右看看，像在找人。
我蹲下去给伤患包扎，用镊子捡走碎掉的骨头，“你在找什么？”
陈广忠往外走了几步，“张亥那小子呢？怎么不见他。”
我心里咯噔，忍住寻人的念头，让姑娘再去医疗箱里拿一卷绷带，“你去找找，我这里走不开了。”
陈广忠把皮箱放到帐篷一角，看了看室内凄惨的情景，扭头离开了。我无暇多想，只得赶紧低头做应急处理，实在救不过来的伤患，只能送进大坑。姑娘旁观一下午，到了晚上，竟然也能有模有样地进行一些简单处理。歇息的间隙，我问她怎么敢了。姑娘喝了口烧刀子，低头把手上的血液往围裙上擦，“我看到了我哥哥，日本人砍断了他半截身子，半边胳膊都丢了，军医说他没救了，让我给他擦擦血送终。我一碰到我哥哥的血，就什么也不怕了。”
忙到夜里十二点，实在困得要紧，但入眼全是内脏和裂开的伤口，上一批扔进大坑的人还在低声叫唤，睡意在这些声音画面面前彻底绝望，退到花花绿绿之后。我跟小姑娘坐在帐篷外面，寒风吹面，空气里全是血液的腥甜。
姑娘突然笑了两声。我问她笑什么。姑娘道，“怎么觉着吸一口气，里面都是血沫子。”
几天之后，我随陈广忠北上。老黄的那封信揣在我的兜里，紧贴着张海客的纸片，在厚衣服衬托下，轻飘飘的仿佛根本不存在。
我跟陈广忠潜进奉天城，途中人多眼杂，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我们相约在关帝庙见面。我兜里一个子也没有，唯一有用处的便是手提箱里的电台，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电台屁用没有，只是一枚定时炸弹，如果我被日本人抓到，这部电台就能让我死几十次。
我心中焦急，没办法像以前那样找店求容生，最多敲敲门，讨口水喝，讨口饭吃，好不容易躲来躲去，终于躲进关帝庙，我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我钻进后房，光线暗淡，只有那扇紧闭的窗户透进来一些光，四处垂着灰白的粗线，我用手摸了摸，线缠一手，沾着一层厚重的灰尘，好像自我们上次离开，便再也没人来过这里了。我不禁怀疑，那天所见是真的吗？没准是张海临用铃铛造的幻境，让我不知不觉间深陷其中。我照着记忆里张海楼的样子在屋里摸索，试图找到机关，没准地下室里有储备粮，能让我填填肚子。
我穿梭于蜘蛛网中，担心陈广忠寻人，便打开电台调成收报模式。
后房的蜘蛛网密集，挥来挥去，倒把这里收拾干净了，露出一小方空间，空落落的，地面完整，压根看不出下方会有密室。我的手在关公雕塑空洞的后背摸来摸去，终于摸到一块突出物，扯出来看，是一只卡死的老鼠，死了没多久，嘴里的血刚凝固。这只老鼠瘦成了皮包骨，硕大的脑袋配着一副干瘪成纸片的身体。
我抓着老鼠，正在犹豫要不要将就着烤火吃了，好歹有点血肉，能填肚子。这时，寂静的关帝庙突然响起一阵有节奏的声音，我的手提箱放在关公雕塑的旁边，听起来像关公在发声。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关公也会发电报？
这是一条密报，转译出来是二狗子吃娘这种黑话，如此通俗，有乡野味，应该是发给陈广忠的。
我看着纸上的胡话，不禁觉得好笑，怎么每一封送到我手里的信，都不是写给我的？我兜里的两封信又多了个伙伴，但其实有没有实物也无所谓，这种量少的东西我记得很清楚。我想了想，还是打算把这些纸片烧掉。
我把手提箱推到角落，蹲在关帝雕塑正前方的铁盆旁，借着油灯把三张纸点燃，火焰很快烧到尾，最后一点火焰熄灭那刻，外面传来大队人踩雪的声音，嘎吱嘎吱，跟电报一样。
有人掀开布帘，强风吹灭了供养关公的油灯。
我想站起身，后背被人狠狠踹了脚，我没有力气挣扎，脸埋进烧纸灰堆里，呛得我咳嗽不止，又觉得嘴里多了点东西，好歹吃上了一口灰。踹我的人叽里呱啦，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看我一脸茫然，旁边穿着制服的军官挥手叫上来一个中国人。
中国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说我姓你爹，蹦出嘴的却是这句，“我姓张。”
中国人问，“张什么？”
估计这回死定了，王母娘娘下凡都得被日本人的枪子儿吓飞回九重天。我想起张海楼说过咱俩长得有点像，如果我背着他的名字丧生，死后日军俘虏登记簿上已经写了一个张海楼，那么以后他要是被抓住了，没准能躲过一劫，或者被人当成间谍，拷问也好，酷刑也罢，总比糊里糊涂死掉好。当然，如果日本人觉得中国人多，重名很正常，那也没办法咯。
我扭头看着灰扑扑的关公，笑道，“张海楼。”
中国人叽里呱啦一堆，军官终于听懂了，肉眼可见地兴奋起来，但基于军纪和民族文化，这种兴奋半藏半露，脸部肌肉偶尔诡异地抽动，嘴上的一撮小胡子也跟着抖一抖，像憋很久终于放了水的舒畅。
中国人把我半推半拉押过去，军官摸出一张黑白照片，看看我，看看照片，大差不差，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挥手让中国人退下去，招手叫来几个日本小兵。
他们扑上来捆我的胳膊，绑我的脚。捆也好，绑也好，我已经没力气走了。他们扯下关帝庙悬挂的愿布堵我的嘴，堵也好，我已经没力气说了。
最后是眼睛。
红色的愿布盖住光，我再也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