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故事发生在尼泊尔，时间是2008年至2010年。
我以访外记者的身份，跟随一位姓杨的外长，从北京坐专机直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杨外长让我们叫他老杨，或者老虎杨，他年龄比三叔大不了多少，上海人，弹得一手好弦子。在尼泊尔那两年春节，我都是跟着大使馆的人一起过。除夕夜除了看春晚，他们还会另安排节目，就跟公司年会一样。08年去尼泊尔时，已经是12月份，时间过得很快，春节时老杨还没回国，便跟着我们一起过，他上台弹着弦子来了首苏州评弹《刀会》，唱腔极其专业。
偶尔闲暇，我会跟老虎杨聊聊天，从他口里，大致知道了尼泊尔这个国家的局面。08年4月，尼泊尔举行制宪会议才真正废除了君主制，统治尼泊尔240年的沙阿王朝才真正成为历史。这应该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件大事，下飞机时，接见老虎杨的是当时的临时首相。
他们聊了什么我不知道，但好像同时间抵达的还有别的国家外交人员。这些不属于我的工作，我只是每天意思意思给他们拍个照，写几段访谈。
经大使馆的介绍，我结识了尼泊尔美术家协会的会长。
政府划给协会一栋建筑物，用作该协会展示会员作品的永久画廊，我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充满宗教神秘的画作，因为从12世纪开始尼泊尔与西藏密切接触，这些图画里或多或少带着点藏文化的影子。我在画里看到了麒麟、龙、蝎子等动物，没有结论之前，我只能猜测根据理论，判断尼泊尔的文明成果与中国那一大片地域文化的某些因素是统一的。
大使馆在新建筑群中，几个月前才动工，房子还缺个顶，用一张防水布临时盖着。每天早上我离开新城区，去旧的文化里走一圈。杜巴广场离这里有些远，我需要绕过满城的寺庙神龛，脚下踩着不知道存在多少年的石砖，跟很多穿着印式或藏式服饰的人擦肩而过。但他们的表情欢喜交杂，这是人的常态，但他们的肩上仿佛多了一些别的更沉重的东西，我无暇多想，只是偶尔蹲在街角看看这些离我很远的人，他们的人生到底是怎样的，我没有资格细问。
杜巴广场有一座五层塔庙，立着五对人兽雕塑，雕刻精美，尼泊尔人历来以擅长雕刻和建筑著称。带着翅膀的人像，像极了云顶天宫里那些人面鸟身的怪物，也许还真是同一种生物。
我把自己的经历隐去，跟协会长提出这个看法，“我在吉林长白山的一个文化遗址里，也见过这种雕塑。”
协会长很平和，“尼泊尔从12世纪开始文化大交融，在此之前，尼泊尔本土记录全大都以木刻雕塑形式存在，这里雨多，时间一长全毁坏了。留存至今的只是宗庙一类的建筑主体轮廓和书卷文字，文明交融之前这里的神的象征物到底长什么样，我们也不清楚。现在的尼泊尔，只是个亚洲文明和欧洲文明的交融地，我们也核对过其他地区国家的标志性神，确实有共通之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融合本身就没有边界。”
我回想起城市中，□□教、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会在宰牲节Dasain这天牵手共舞，舞者脚踝的铃铛随着肆意的舞步叮叮作响，混在一起，看不出这些人有着信仰上的根本区别。我很好奇他们是怎么做到相容又不排斥的，比起新闻里常播的中东宗教纷争，尼泊尔安宁得就像天堂。
我以为我会一直保留这个想法，直到离开尼泊尔那天。但09年的春天，大使馆附近发生了一起暴力袭击事件，事件结束后，同事告诉我这是皇权的余党在搞小规模偷袭，08年刚改政体那会，人肉炸弹满街飞。
那时我正在大使馆里翻资料，街上突然响起一声枪响，同事赶忙跑来叫屋里的人去地下室，我还不及多想，什么都没带，跟着钻进还没完工的地下。地下室不是很深，跟地面只隔着一层薄薄的混泥土层，枪声不停，还有警方举着喇叭吼的动静。
我对枪声早已习惯，如果此刻跟在我身边的是道上的人，大家的第一反应一定不是躲起来，而是看看情况，想法子去制服搞事的人。但现在跟我蜷缩在一起的，是连怎样握枪都不知道的普通人，他们脸上的惊恐，面对危险的无能为力，在狭小的昏暗里全部暴露在我面前。
所以，当我发现自己竟然跟着躲进地下室时，我很茫然，为什么他们能怕成这样？不就是死吗。
有一个女孩没忍住哭了。弱势群体一旦暴出一点漏洞，便止不住，就像医院儿科打针，只要一个小孩子哭，那就是群婴荟萃。她的哭声很低，慢慢的，这点哭声变得越来越大，经过空间的放大，听起来就像待在一群扩音喇叭里。
我被这种哭声闹得有些烦，上面枪声小了一些，我趁他们不注意钻出地下室，走到大使馆外。对面是一家咖啡店，窗玻璃全破了，露天的地面桌椅散乱，街上没有一个人，几分钟前，这里还有很多本地人在这条路上走，卖东西，买东西。那是安宁的普通生活。
只是几分钟，仿佛这座城市都空了，所有人都躲进了地下室的安全地，大地上方只剩火药的气味，和遍地的残骸。我走在这条道上，没有警察，没有搞袭击的余孽，只有我一个人。我走到街口，看到地上有一滩血，温热，新鲜，不久前还在一个人的体内流淌。
那具尸体被拖得很远，身上布满弹孔，应该是被什么人当做盾牌用了。那是一个少年人，穿着当地小学的制服，后背还挂着书包，他的眼睛睁得很大。我蹲下去，伸手帮他覆上。
我以为此刻应该下点雨，才应和这种情节。
但什么都没有，低纬度的烈日炙烤着这片大地，如果没人收尸，少年的尸体到晚上就会开始长尸斑，发出恶臭。
我继续往前走，但一个人也没看到，所有人都消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此刻身在幻觉里，还是真正踩着这片土地，也许我还在那间地下室里，跟着一群无力抵抗的人蜷缩着等待别人来审判自己，我其实只是个普通人，我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临死前的幻觉。大脑欺骗我，让我觉得我有重开的能力拯救自己，和那些无辜的人。
路过当地人崇尚的神龛寺庙，庙宇空空，只有高高在上的神明俯身看着我，为什么要看着我呢？我不是你们的信徒，没办法杀了自己的血肉献祭。
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经过一片居民区，世界又热闹起来，那些穿着特色服饰的人面无表情跟我擦肩而过，我的手上还沾着那位少年的血。太阳真的很滚烫，我看到眼前的一切带着热浪的余波，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是痛苦。
这里是地狱。
几天后，大使馆附近的建筑物维护完成，一切跟之前一样，我偶尔坐在窗下，看着远处的街口，那里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寻找无果，协会长建议我去翻翻博物馆里与中原相关的卷宗，在那堆资料中，我找到了一则。
那是一段几百年前的记载，我看后恍然，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我没想到我寻找了那么久的答案，就在尼泊尔国家博物馆这一本薄薄的书卷里。
公元12世纪后期，尼泊尔还用着尼波多尔这个名字，有一位建筑师叫阿尼哥，年仅17岁，但手艺卓绝，他带着24个随从来到西藏，在此地修建塔庙，雕刻神明雕塑，因佛性出奇，被八思巴收为弟子。
我深入了解过西藏宗教政权的内容，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西藏萨迦政权的创始者，更被忽必烈封绶元朝帝师。
元朝帝师收阿尼哥为徒，这对当时只是附庸小国的尼波多尔而言，无异于是一件盛天大事，相关记载极其详细。
后忽必烈修建黄金塔，阿尼哥自荐带队完成这个项目，忽必烈很满意，将阿尼哥召入朝中，负责各地的皇室修筑。这些建筑至今还存在，比如北海白塔，就是阿尼哥的作品。
我回到住所后查阅了白塔的资料，有人描述该塔顶端周边悬挂着36个铃铛，我察觉到这里可能有问题，但网络图片过去模糊，便打电话让小花派专人传来一张，等待的时间过于缓慢，直到两小时后，我才收到那张图，放大一看，那些铃铛与张家人的青铜铃铛是一个款式，不过材质是铜。
我继续在博物馆里查阅资料，但记录仿佛只有那些官方语句，重复的太多，但我知道不能放弃，直到2009年10月份，我在一本民间野史中，发现了这样一条语句：阿尼哥一生未徒，行至晚年，收一汪姓小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