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南门门口，短短几分钟，已经换了班岗，趴在沙袋上打瞌睡的是另一张陌生的脸。我还能向谁寻求帮助？619团部休息室的灯依旧灭着，我不确定张世贤到底有没有离开北大营，也许只是借口。
我很茫然，没有烟瘾，但此时迫切渴求来一根，干嚼也成，只要能让烦躁静下来，顺带从天而降一个完美的解决办法。同时我清晰意识到，每耗一分钟，张海楼他们的危险就多一分，该不该让硬币来帮我做决定，回宿舍写检讨书，还是一个人去赴死。
我苦笑一下，朝着32班宿舍走去。
哑巴跟陈广忠见我一个人回来，脸色都不大好，陈广忠问我他们呢？
我没理他，打开储物柜，翻找能带走的武器，手榴弹，枪械，炸药，子弹，装满两箱。还需要一辆军用摩托，汽车队就在621团部后的仓库，或者搞到南门门口军车的钥匙。
哑巴想坐起来，我按住他的左肩，往下压了压，扭头看着陈广忠，“你留在这看着哑巴，张世贤立场不明，万一他埋伏过来弄死哑巴，张海楼也会揪断咱们的脖子。”
陈广忠拖了把椅子坐到哑巴床边，道，“你快去吧。”
我走了几步，想起张家人神乎其神的捏晕术，如果能直接捏晕守卫，一定能拿到应急车钥匙。
哑巴摇头道，“张家按的是后脖穴位，针对性训练三个月年才能保证精准，你试着按压颈动脉窦，让血管变形扭曲，也产生相同效果，只是力别下太狠。”
我恍然大悟，学心脑血管疾病时讲过这类引起晕厥的原理，没想到现在还能反着利用人体脆弱的结构。出了门，我直向南门口，那名小守卫还趴在沙袋上睡觉，我一手捂住他的嘴防止发声，一手探到颈动脉窦，凭手感揣摩。还没下手按晕，守卫已经醒了，抓着我的手想反抗，我用膝盖抵着他的背后，狠狠顶了脚，撞得后肋发疼，他闷嗯了下，我低声恐吓道，“别乱动。”
我开始间歇性快速按颈动脉窦，过八秒松开，反复两次，守卫已经晕乎乎地讲不出话。我把他拖到32宿舍，跟陈广忠合力将其捆在椅子上，哑巴补刀捏脖子，这回守卫才彻底晕了，从头搜到位，在他上衣口袋里找到一把车钥匙，如果没猜错，应该是南门口那辆军车的配对。
陈广忠找来只毛巾塞到守卫嘴里，“你快去吧，我跟大张哥看着他。”
这应该是最后一班岗，天亮后换班的人找不到人，如果敏感，可能会找上一班去哪了，人口失踪，最大的可能性是开走军车当逃兵。我倒不担心被人发现违反军规，反正都犯了，干脆从头到尾来一遍，数罪并罚，把我遣回去也无所谓。
我拧了拧钥匙，发动机轰鸣，两束亮黄的车灯照亮眼前的道路，我深呼一口气，往荒地奔去。过了约二十分钟，我在一栋建筑物遮掩下停好车，把机枪炸药子弹挂在肩上，在黑暗中摸索着往前走，意外的，没有预想中的激烈枪战，只剩战后硝烟的气味。
不会真死了吧。
我钻进草丛，慢慢往小道入口移动，探照灯已经熄灭，应该是张海楼他们打坏的，那辆运货军车停在小道上，两具尸体交叠放在前胎边，跟走之前位置相同。但是没有张海楼他们，连个日本人也没有。
难道他们已经活捉了张家人，现在这是陷阱？
我看了看挂在身上的四把机枪，咬咬牙，取了把拎在手里，踏上这条寂静无声的道，也不是绝对寂静，不远处草丛里还有青蛙和蝈蝈叫夏的声音。一步步靠近，我的心跳越来越快，这就像在送死，保不准远处就有狙击手瞄准我的脑袋，但我不可能停下。
我走到离卡车几米远的地方，觉得地面跟先前不太一样，为什么多了两堆土，我蹲下去，发现汽车底下竟然有一个土洞，几杆枪头正架在洞口，探出半个脑袋的是张海楼，红外线瞄准仪正对着我，我举起手摆了摆，“是我！”
张海楼动了动枪头，我快速冲过去，一个滑铲钻进车底，跳到他身边，脚踩了一堆铲子，用手电一照，竟然是洛阳铲。我才惊觉这不是土洞，而是现挖出来的一条战壕，八人在里面不仅不拥挤，还能搬两台木桌搓麻将。
张海楼皱着眉，从我身上拿走两只子弹匣，往狙击枪里补弹，“就你一个？”
我唉了声，把带过来的装备倒在地上，找合适的位置开始架枪，“张世贤不知道去哪了。我只能一个人来。”
张海洋低声骂了两句，抓起两个手榴弹别在腰间，“都说了，别来北大营，你们死倔。”
张海楼拍了拍他的脑袋，“别念叨了，这是族长的决定。”
我问道，“咋又蹦出来个族长？”
可能因为此时的状况略微糟糕，能不能活着离开都无法确定，张海洋看了看张海楼，见他没什么反应，才回答我的问题，“大张哥就是族长，他们是从沿海来的。”
我嗯了声，“听出来了。”
张海楼揪了我一把，“你去南洋住十几年试试，保准你这一口京片子坚持不到两个月就变味。”
我笑了两声，“我可比你坚定得多。”
架好枪，我趴到战壕边缘，瞄着应该负责的位置，“你们挖盗洞的技术蛮高，一看就是盗墓世家。”
我没回头，但猜测张海楼应该翻了个白眼，他嘿嘿笑了笑，“等你死了，让我掘掘你的墓练手。”
我叹了口气，“可别费您老的力气，我穷，墓里除了发臭发烂的尸体，啥也没有。”
这话刚落，张海楼那扣了下扳机，一只子弹直直打向黑暗里，伴随一阵哀嚎，重物倒地，张海楼补了枪，四周彻底安静下来。我移动机枪扫了圈，发现汽车为中心百米内，倒了很多尸体，都是试图靠近这里的日本兵，也真憋屈，不能一炸了事，炸毁了炮身他们的计划得彻底落空，只能派一波一波的人来送死。
张海楼道，“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只能把汽车连带着炮身炸了，为了确保成功，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
几位张家人看了看我，又是默契做同一件事的情况，好像这个小团体里，只有我被排外了。我心头升起一股怒气，还没借此发泄骂几句是我眼瞎，张海洋摇摇头，“你别想了，我们必须安全送你出去。”
我惭愧地嗯了声，我确实也没想躺这送死。
他们很快商量得出结论，留下的是一个名叫张海临的小伙子，当然，我也不知道他实际年龄多大，只是看起来才二十出头，所有的张家人都是二十岁的长相。
我们拆开炸药包重新组装，通过手榴弹做了个简易的□□，到时候他需要抱着这团炸药，扯开保险栓，然后跟这辆车一起送葬。
计划很妥当，我参与其中，心里并没有什么负担，我跟张海临并不相识，是两个完全的陌生人，论起关系，还不如跟张海洋密切。他本人也很平静，靠着墙听张海楼吩咐，他们站在角落，具体说了什么听不清，四周也没有那么安静。最后，张海楼给他点了根手卷烟。张海临笑着说了句谢谢，这我倒听清楚了。
早上4点半，我跟着张海楼他们钻出土洞，匍匐着往草丛里钻，再过两分钟，张海临就要在一团爆炸冲击波里炸成碎片，碎肉还会被火焰烧成黑炭，什么都留不下。
我跪在地上，狠狠抓着泥土，突然有种回头的冲动。
张海楼很吃惊，想抓住我，但我已经扭身往汽车那跑了。
还有一分钟。
我知道自己在做一件错事，一件我永远无法为之赎罪的错事。但同时，我很坚定，如果连一个无辜的人也救不了，那么所谓的正义又有什么意义？
后来无数个夜晚，我从噩梦中醒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什么时候才能死。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些动荡，社会真正稳定后，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省市的抗日纪念博物馆，那时候我的眼睛还没坏，能看清石碑上每一个名字，最后我停在南京，面对那面刻满亡魂名字的哭墙，每一年都有人自发重描雨水冲掉的墨迹，这是反复的警醒，我站在他们旁边目睹祭奠。我没有资格在这里为他们哭。有一年，那时候吴邪和哑巴已经消失了，我再次来到哭墙，想问问那些因为我的决定而死的人，我能被原谅吗？
我做了错事，这种罪恶是我应得的，死是解脱，所以我不能死。
我悔悟自己微薄的肩，实在无力承担这种罪和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