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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月，我约见了很多人。
出于习惯，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把地点定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茶馆，往靠窗包间一坐，点一壶碧螺春，桌上两只小杯，茶水冒出热气，我盯着那些缥缈散开的水雾，经常走神，对面听我谈话的人会叹口气，安抚我道，“放心，他一定回来的。”
但我不相信他们说的话，经历过的那些失败，在最后的时刻不断强调着，如果这一次没有改变，那就是真的结局了。偶尔，我会把对自己无能，和向命运的不公产生的愤怒转嫁到这些听众身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自信，是不是基于长时间以来我表现出的全知，所以我口里说什么他们都会相信。但即便心里想了再多的恶心蠢话，我也说不出口。
我只能笑一笑，说，“嗯，我知道的。”
高阳嗯了声，“你确实需要找个医生聊聊了。”
于是我去找那个解家医生，还是按照习惯坐在小茶室窗下，楼下是居民小巷，电线穿插两道墙，挂着各种颜色的衣服，路面盖着石板，有个穿黄色短袖的小男孩在跟爷爷踢足球。爷爷鼓励他说，“咱们学好了，踢世界杯去！”
我听到这话笑了笑，“还差个几十年吧。”
医生也听到了楼下的动静，不过他没附和嘲讽，静坐着等待我的讲述。这是一种很温柔的咨询开端，病患刚踏入房间时，确实带着渴求治愈的想法，但长时间以来遭受的精神重创，会让他们面对自己的医生习惯性地摆出防御姿态。如果这时候你选择用提问的方式进行对谈，那么在患者眼里，你这是在强迫他做问卷调查，而不是帮助他。
胖子总形容我长得太像小白脸，我也吃过几次样貌的亏，所以后来会刻意反着用这些治疗方法，让进屋看到我的人下意识觉得，这个看起来文弱的男人不好惹。
我喝了口茶，道，“我只是听别人的建议来找你说说话，我没什么问题。”
医生嗯了声，“之前把《苏菲的世界》重看了一遍，我觉得作者的设计很好玩，你要听听我的胡扯吗？”
我让他随便说，当做普通朋友聊天就可以，毕竟我不会给他昂贵的咨询费。医生所言，我不能记在这里，我觉得需要给你们留点悬疑，什么都说开，这本笔记就没那么好玩了。但我的内心确实安静了很多，我开始耐心等待，等待那个时间，等待最后的终点。
事情的发展总会出乎意料，在我放弃找朋友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开始陆陆续续找我对谈，话不多，内容大都是日常生活，或者讲述他们过去的经历。他们的故事同样精彩，平白被时间覆盖实在很可惜，所以我询问过当事人的意见，能否容我写下，或者出版，他们都同意了。这部分内容同2013年的游记放在一起，用来填补这本笔记残缺的空白，我写完空白便停笔。
后来我带上这本笔记，一个人重复曾经走过的路，以前奔着各大省会城市景点，这一回走的小县城，骑摩托，抢乡村班车，帮人割猪草当住宿费，夜里被蚊子叮满腿的泡，我晒黑了一些，看起来倒健康很多。
这一趟我又遇见了些人，很奇怪，穷确实穷，但也过得简单快活。我无法评价这种生活状态到底好不好，因为他们其实没有选择，从出生那刻起，一部分人的生命进程早已注定，被迫留在一个小镇，努力学习考上大学离开县城，极少部分人把握时代趋势加上个人气运，最终实现阶层跨越，这都是小地方的常态。之前我谈人生，常用无趣乏味等词语，可能跟我见得太多有关。但那时，我表面的平静下是一股股焦躁的恼怒和无力，并不能静下来，像闷油瓶那样听别人的话。现在我终于能戴着草帽躺在田坎上，跟一头水牛过一个下午了。
老李叫我去屋里喝点冰镇啤酒解暑，待会再继续写。
我回来了，喝了两瓶雪花，吃的是咸花生，今早刚从地里挖出来的，盐水一煮，鲜嫩鲜嫩的，很好吃。书接上文，我只希望未来那些工具，能给所有人选择生活方式的机会，人不应该局限于奔波生存，如此聪慧的族群，该去做更伟大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