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这个时候抚掌大笑，这才提出皇商行会的说法。
他说百业皆兴，方为圣贤之世。
吾领皇诏来河东，不止为抬高皇商的地位。
更肩负着组建皇商行会，用以监督约束皇商行为的职责。
皇商行会的存在，就是为了限制皇商的不义之举，把他们的行为规范在以商行儒的范围内。
普通商人我们照样歧视，皇商之所以视同士绅，是因为他们仅允许取可取之利。
虽然不再查他们的家财，但我们可以规定，他们的每笔买卖都必须记录在案，事后供我们查账。
通过种种约束，促使他们以商存义，以商泽民。
一旦违反，就要剥夺皇商牌照，复归商籍。
一听他这么说，当地士绅可就兴奋了，这是又给了他们新权力啊。
他们根本不认为商贾们会守规矩。
因此积极公推耆老士绅为皇商协会执事，监督皇商。
荀彧又借机劝导当地士绅，说如此利民义举你们自己不做，放任自己看不起的人去做，这符合儒道么？
果真有士绅热血上头，表示要去司州外的州郡买粮卖给粮行，换取皇商牌照。
其实士绅私底下偷偷行商的也不少，借这个机会洗白而已。
身为荀家子，荀彧本来就擅长制定各种规则。
从性恶论出发，他向来不惮用最大的恶意揣测别人。
商人中间最早与他合作的，见真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善自己这些商贾的地位，当然也尽心尽力的出谋划策。
他们也怕有皇商肆意为祸，导致商人又回归到以前被歧视的地位。
本地耆老道德楷模，加上县衙商业方面专门负责的官吏，再加上商贾中的杰出代表，共同组成各县皇商行会的执事会。
为抬高皇商行会的地位，他们尊县尊为名义上的行首，也显示皇商行会属官方机构的背景。
又有精通数论通过科试的士子，构成皇商行会的实际管理办事人员阶层，负责查账及统计皇商名单发放皇商牌照等一应事务。
多方协商之下，关于皇商协会的运行规则与成员标准很快就制定出来了。
除普通货物运输通关过程中的榷税外，皇商执事中的商贾还主动提议议定了要交商税。
与公田一般十取其一，纯利润的十分之一。
不让交都不行，因为这种税有象征意义。
象征他们皇商是以商贸为田亩，也是在为国耕耘。
其实是想用利益捆绑朝廷和地方政府，让他们尊重皇商鼓励商贸而已。
以荀彧个人的看法认为，皇商行会所定的初版皇商规则与标准都过于严苛了些。
他们不止规定了每笔交易的利润上限，甚至连下限也要管。
禁止赔本赚吆喝，不是为了避免恶意竞争，而是鲁人赎奴的延伸思考。
你不能自己乱来，阻了别人以商济民的道路。
领取皇商牌照之后从商可谓是自由度极低，够呛有商人愿意加入。
但是无妨，先把道德标准定出来，约束越严越容易有好名声。
反而更有利于提高皇商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与普通商人形成差异。
也能降低士绅从商的顾虑，提升他们的积极性。
哪怕其中都是些不懂做生意的士绅，等名声起来之后再适度放宽，不怕逐利的商人不加入。
有逐利商人的加入，也能带动士绅发些小财。
这样替代田亩的士绅新活路才算真正被打通。
而这帮行事呆板不懂做生意的创始成员，也正好对善于钻规则空子的其他皇商形成震慑。
开始如果管得太松，导致名声烂了，以后再补救可不好补救。
通过皇商行会的建立，荀彧甚至一定程度上的帮助了粮食专卖制度的推行。
粮食专卖制度本来预估阻力不会太大。
因为从事粮食贸易在汉代并不是一个利润太过丰厚的产业。
各地都有常平仓的存在。
根据《史记-货殖列传》，春秋晚期，范蠡的老师宋国人辛钘也就是计然，就提出了平籴理论。
战国时魏文侯李悝已经在魏国开始实施了平籴政策。
《汉书-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其指导思想：
“籴甚贵则伤民，甚贱则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
平籴政策根据粮食收成将年份分成丰收与歉收两种年份。
丰收时国家购粮储存，歉收时抛售粮食，以此来平衡供需稳定粮价。
秦时粮食作为战略物资，是不允许作为商品自由买卖的，粮食价格由政府决定。
汉代恢复了粮食的流通，但价格波动巨大，汉武帝时桑弘羊重新搬出来了李悝的平籴法，并将之发展为平推法。
但无论是平推法还是平籴法，都要求将粮食存储于首都京师。
魏国国土面积有限还就罢了。
秦汉幅员过于辽阔，导致这种中央向四方调配粮食的方式，无论是运输还是储存都损耗巨大。
昭帝时，大司农耿寿昌奏请朝廷在边郡筑仓。
一方面边境用兵时候有粮草可用，减少运输损耗。
另一方面“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其贾而粜”，就地起到平籴作用。
这就是常平仓。
虽然由于制度不健全，汉时常平仓一度崩溃。
但常平仓的存在，却使两汉粮价始终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
以后各朝纷纷效仿，直到发展为现在国内的粮食储备制度。
平抑粮价，我们实行的是老祖宗的智慧，而并非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
但这种制度也直接导致粮食贸易并不能产生太过丰厚的收益，吸引不了什么大豪族参与其内。
所以复行粮食专卖制度，卢喷喷他们都没预料到会遇到什么阻力。
并且他们又是借河东郡人口增长过快粮价腾贵，士绅黔首皆有怨言的时机，配合瓷窑钱粮各半的售卖政策推出的。
借口是避免外州商人就地购粮，致使政策无益于平抑粮价。
但一方面本地士绅虽然不做粮食生意，因为掌握土地他们手头却始终有大量粮食。
每年都得卖粮。
其中个别人看中瓷窑钱粮各半售卖瓷器的机会，想卖粮于外地商人，从而大赚一笔。
这是贪念，尚可制止。
而另一方面，士绅们担心实行粮食专卖之后，朝廷掌握粮食定价权，会无限压低粮食采购价
这就属于正常担心了。
民间反对的声浪极大。
士绅们甚至带动黔首一齐向各县施压，说粮食专卖是复秦时暴政。
导致粮食专卖制度一直推行不下去，粮食私卖私营屡禁不止。
荀彧干脆与士绅们商议，本地粮行的粮食采购价与售卖价格也需要皇商行会进行定价审批，公示后方才推行。
并且皇家粮行本身也需要遵守皇商行会的规则。
荀彧觉得，如此操作多一道监督，对皇家粮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使用这种方式，才打消了士绅们对于粮食专卖制度的顾虑。
总算才平息了河东郡对于粮食专卖制度的反对声浪，搞定各县皇商协会与粮食专卖制度后，荀彧才返回京师。
休息了一庚（也就是一周），接下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遵卢喷喷所嘱，出一份粮行与皇商行会推行规范手册。
受瓷窑技术标准影响，现在东尚书台所管各种事务，也喜欢效仿技术材料，整理出可复制的推广规范。
不想此时，境外购粮却闹出祸事来了。
卢喷喷急招荀彧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