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落成的两栋楼被称作“7号楼”和“8号楼”，关押在七八号楼的马鲁太另有一套编号体系。100开始，1500结束，然后又从100开始新循环。我通过每日偷窥到的纸张上的英文单词，大概猜到日本人这是在做各种人体实验，其中不乏一些医学界存疑问题的验证，比如人体有多少水分。
七八号楼的马鲁太可以出门放风，几个人拴成一串，到楼下的空地跑步休憩。为方便和环境美化，已经种上大片草坪，院子一角还留有一块尚未建成的球场空地，允许马鲁太进行一些简单运动，比如剪草坪，拔杂草、在球场里捡石头，或者修理特设监狱的排水沟。
我在楼里无事可做，便会趴在窗边看他们活动。
8号楼主要关押女马鲁太，每次放风，她们都会三三两两挤在一起讲话，手里搓捻着纸巾条，在灵巧的手指操控下，这些纸巾条会变成精致的花朵或小动物。草坪上的蒲公英开花了，他们也舍不得摘下来吹散，反而细心避开植物，像呵护蔷薇月季那样呵护蒲公英的白毛球。
无论我盯得多紧，这些人始终以稳定的速度更迭，像缸里的米，旧的慢慢用完，低到一个数值后，又会在突然之间填满。而新旧间隔的时间，不过七八天。我还没来得及记住偷偷摘下白毛球吹散的那个少年的脸，过了两天他便消失了。
我正在想办法搞清楚这些马鲁太的去向，没料到自己的灾难已经悄然降临。
照理说，这天已经轮到我抽血，我从早上等到下午，中途吃了顿饭，直到气温转凉，小窗户的天暗得发蓝了，橡胶女士都还没拧开房门。
即便规定严格，我还是慢慢问到了消息，机构内四肢发达的马鲁太被当做采血源。我和口字楼里的张家人是特殊人群，会根据体重计算最佳采血量。七八号楼的马鲁太则不同，他们每次抽取400ml，其中有反抗的马鲁太，经过殴打后还是会被强行抽血，这类血液属于次等品。
我被他们归为张家人，宝贵难得，定期抽取的血液已经成为针对性研究不可多得的样本，绝对不可能由于疏忽等原因拖延。
到了夜里，橡胶女士才端着一只铝盘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穿白衣服的橡胶。他们锁好门，招手让我躺回床上，并上好手铐和脚铐。
橡胶女士举着针筒，从一只玻璃小瓶里抽出红色液体注进我的静脉。液体是温热的，随着深入身体，所过之处激出一股颤抖的灼热。我眼前一阵一阵地发黑，肌肉开始痉挛。
两个橡胶分工合作，一位负责拍照，一位专职文字记录。橡胶女士则在一旁拨动铝盘里的玻璃瓶，为下一个注射目标做准备。没有人关心我嘴里嘶哑的痛吼，如果身体表现良好，也许能过几天安稳日子。
我苦笑着掐住手心，不知道看哪个地方，只能死死盯住靠墙的木柜，在那后面有个小洞。
我的体温开始升高，全身各处关节像被人打断，骨头渣子嵌进肉里，动与不动都在疼。无法控制，无法缓解的疼。我尽量让自己的感知力下降，再降低一点，把自己变成一只马鲁太，就会忘记痛的感觉。
痉挛加剧，我摔到地上，摄像机一直咔嚓咔嚓，完整记录下我身体每一寸的变化。这里发红，这里发紫，这里浮肿了，能看到颤抖的血管。
我几欲晕厥，橡胶女士会在我精神彻底崩溃边缘，再举起针筒注入低剂量的红色液体，我已经大概猜到了这是什么，不知道是从哪个张家人体内抽出的，量还不少。
这种间歇注入会再次调整血液浓度，身体需要重新适应。我以为此时的疼痛已经是极限，但没想到分批次注入竟然能把痛苦分出清晰的层次，我一次次地感知到更绝望的痛就在前方，却无法回头，被一股神秘力量催促着往前，直到跳进一滩融化的岩浆。
我好像被丢进了发疯的野马之中，为了活下去，只能不断拔腿奔跑。我时时刻刻记得现实中的身体已经肥胖，上下楼梯尚需喘气，因为这份认知，幻觉里逃跑得更为痛苦。脚上挂着重物，我不堪忍受，无法摆脱，一步步往下踩，骨骼负载的重量逐渐增加。呼吸困难，我胡乱摸到脖子，把手指伸进喉咙里，想把堵塞气管的棉絮抠出来，抠来抠去只吐出午饭吃到米粒和肥肉。
咳嗽，咳嗽。我蜷缩起来，胃开了闸，吐东西跟不要命似的，吐到没有东西时，胃开始加速产胃酸，疲倦疼痛之余，饿的感觉慢慢来了。
除却心理因素，我以为这世上没有比身体受伤更痛苦的体验了。我设想过很多场景，比如被拉去冰冻手臂，再一锤子砸碎。或者不打麻醉的情况下切割身体，比我梦里那个少年更糟糕。但一股股的饿意从血管里迸发而出时，我害怕地不停打哆嗦。这股汹涌的饿，好像要把我自己都吃下。
我的视线模糊，饿打碎了人类的躯体结构，赋予了一种新意义。此前的理性感性，爱和厌恶一并消失了，这种巨大的新意义覆盖全部，只留一个念头。吃。
我开始啃自己的手指，痛慢慢冒出来，不悦的感觉驱使身体另行选择。我嗅到一阵阵甜美的气味，来自身边那些白衣服的人。被人体吸引的愉悦被厌恶替代，我从未如此矛盾，我渴望他们的血肉，又厌恶冒出这种想法的自己。我不是人了吗？
我平静地舒展身体，躺在地上。我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现在的我算什么？
漫长的注射结束，橡胶女士指挥着士兵将我扶回床上，并喂了我两片维生素。他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声音。到了半夜，窗外升起一朵灿烂的烟花，他们在庆祝什么？这些搞研究的人还挺自恋的。
我才察觉，我听不见了。